郑永年：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是无法建立起信任的

（原标题：郑永年：为何中国不“输入”外国模式，也不“输出”中国模式？）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最近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，昨天习近平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。这一由中联部举办的活动，吸引了全世界近300个政党来华。
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导力量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政党来中国讨论治理实践和发展模式？这次对话又将对世界造成何种影响？今天下午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接受了侠客岛的专访。
1、侠客岛：郑教授好，距离上次您做客侠客岛直播已经有一阵子了。作为特邀嘉宾，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共与世界对话会？
郑永年：其实很有趣。大家可以发现，现在主权国家有各种交流平台，比如联合国等；资本的、经济的交流也有不少平台，比如达沃斯、WTO、各类高峰论坛；民间交流、NGO平台也很多。但恰恰是现代政治的主流，也就是政党，政党间沟通的平台非常少，没有世界性的对话机制。我们看到西方政党也好，很多多党制国家，他们的政党在国内斗争、争吵，但都可以在中国举办的这个活动里对话。所以，中共、中联部其实是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开创性活动。
同样，我们知道，现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很大的危机，不管是自身的建设危机还是面临的治理危机。相比之下，中共的历史很长、是世界上人数最大的政党，其治下的中国则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种对比，无疑会引起各方的好奇心。

2、侠客岛：是的。昨天习总书记在讲话时有一句话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，他说我们不“输入”外国模式，也不“输出”中国模式，不会要求别国“复制”中国的做法。您怎么看这样的表述？
郑永年：在政党发展道路上，如果完全照搬照抄，或者关起门来不学习，肯定都是会失败的。因此，只有像中共这样，以我为主，但是敞开来学习，学到的东西才能是自己的东西。
目前西方常常有一种舆论氛围，就是认为中国在自己强大了之后，可能会输出自己的模式，强迫其他国家走中国的道路。这是以己度人。比如前一段，西方人就说中国在非洲搞“新殖民主义”、“新帝国主义”，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。毕竟，长久以来，西方最典型的思维就是“I’m the best ”，所以你们都要来学我；但事实上，政党的发展道路是没有end of history（历史的终结），也没有end of revolution（演变的重点），是一直在演变的。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不输出中国模式，意味着我们是明确自己有“中国模式”的。我们有，只是自己不输出而已。这跟共产国际时代当然不同。从源头上来说，所谓中国模式本来就是开放的，是学日本、学美国、学新加坡、学香港等等一系列优秀的经验。习总书记谈中共的执政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的，而这个基因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“变”；以自己为主体，在不同的时代，赋予不同的内容。
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强调“文化自信”？因为文化自信之后才能学习别人，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才会成功，而不是变成别人。没有文化自信，其他的自信都是非常肤浅，不能成功的。

3、侠客岛：谈“政党”可能太抽象。这次来华的政党，有的是在野党，有的是执政党；有的目的是要执政，有的面临的则是执政困境。您觉得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？
郑永年：政党本身并不抽象。尽管不同的主义或理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，但其实，党就是人口的一部分，并且在现实中，这群人常常表现为先进分子。从传统的西方政党来看，很多政党此前就是“俱乐部”，精英分子组成，最后变成了政党。列宁对政党的定义则更明确了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。
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，政党也确实开始抽象化。比如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，以民主为目标之后，就会变得越来越等级化、行政化、官僚化，进而脱离社会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新阶级》，讲的就是说，政党可能在执政后，开始脱离他原本脱胎的那个阶级，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。这样肯定是要出问题的。毛泽东说过，共产党要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直到今天，中共领导人也还在强调这一点。
西方社会目前所存在的所谓“治理失败”，或者“治理不成功”，其根源就是政党的失败。
历史地来看，在欧洲社会，一些政党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也是像中共一样具有使命感，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。但是从精英民主过度到大众民主以后，就越来越松散，平常不存在，选举时才强调党派身份。还有的最终就慢慢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、身份政治的东西，比如绿党就是强调环保，有的强调少数族裔，有的强调女性。政党应该是综合性、包容性的，是整合社会的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分化了，变成政党领域的身份政治。

为什么？因为西方基本都是“选举型政党”，依靠计算选票获取合法性。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每一个选区的议员或政党，就只需要照顾他那个选区的几张选票，或者50%或者占多数的选票就够了，慢慢就不去考虑本身所在政党的整体利益、也不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了。以前有所谓“忠诚的反对党”，我虽然在野，但我从国家角度考虑问题。默克尔最近面临组阁困境，因为本身想要联合的政党，几乎是“为了反对而反对”，不考虑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德国、对欧盟造成怎样的政治困局。
整天盯着选票，最终就会失去选票。如果一个政党太过于意识形态化、不够包容，就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国外的现象一样，所有人都去争着分自己那块蛋糕，但没有团结起来去做蛋糕，就肯定会出问题。毛泽东曾经说，“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，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”。所谓的“选举型”政党就是在当人民的尾巴，甚至是少部分人民的尾巴。一个政党，无论被资本、少数既得利益者、还是民粹挟持，都将是不可持续的。
4、侠客岛：政党政治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去。怎样把党的理念细化到实践中去，这很重要。
郑永年：是的。怎样去衡量一个执政党的performance（表现、业绩）？社会公共服务这一块非常重要。因此，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有的政党经常抱怨得不到民众信任，但殊不知，信任是需要社会基础的。一旦缺少基本的公平、正义，信任就是无法建立起来的。你那么富，我那么穷，你住高楼大厦，我住贫民窟，你觉得我会对你有信任吗？贫富差距太大了，社会就是没有信任的。
我们知道西方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。但是美国，二战之后一度中产阶级比例达到70%多，但现在已经不到50%了。社会出问题后，民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。这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8、19世纪，回到因为社会不公导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。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本就是因为社会改革推动，现在又倒回去了。所以，政党必须要营造出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。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政党合法性，更关系到它是否能够获取社会的信任。
因此，一定要学会自己做判断。跟着自己的使命走，就不会产生当人民的“大老爷”或者“尾巴”的问题。中共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政党。它从一个革命型政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型的政党，意义非凡。在我看来，某种意义上，中共十九大重新规定了政党的“现代性”。我们常说“执政党建设”，到底什么是执政性的政党呢？国外很多政党，别说五年计划了，经常连一两年内要干什么都不知道，中共已经规划到2050去了。
有这个使命感在， 才能避免被挟持。我们当然不需要崇尚名牌、奢侈品的党员干部，这种“市场化”、“商业化”的行为是“现代”的产物，但毫无疑问，也是中共所要避免的、成为群众的“尾巴”。也就是说，从制度上，我们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合格的“群众之政党”。说白了，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高高在上的阶级，而是依然要保持同群众的联系。
作为一个有着8900多名党员的群众性政党，怎么从制度上保证党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探索出一条将党和群众联系起来、互联互通的道路。我在新加坡，觉得他们的有些做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，比如他们的每个议员，每周都要接见群众一次，包括部长、总理在内都是这样。其实，李光耀也是向中共学习的走群众路线。只是他们把群众路线法制化了，因此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优点。



我个人非常重视习总书记反复提的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。我们的干部有一种误区，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只要去“顶层设计”就可以了，包括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官员，高高在上给基层设计方案，但这些人完全依赖学术而缺乏实践。这是十分危险的。“顶层设计”不能脱离群众，而是要基于广泛、大量的调查。
现实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有的短期有的长期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，但怎么解决？需要调研，而不是想当然地推出一些政策。前几天侠客岛推荐我的旧文里面就写到，不能把自己关进“城堡”里，不了解社会的情况就去做事情，而是要主动打开门，开放性地和社会力量共融。